第五卷 天下透明 大明第一档案库的前世今生
序章天生命苦，湖中玄武 中华大地之上湖泊众多，风光各有不同。假若把它们比拟成人类的形象，鄱阳湖端方温润，像一位器宇轩昂的名士；洞庭湖气象万千，如同一名才华横溢的诗人；太湖恢宏大气，俨然是一位叱咤风云的大侠；西湖精致俊秀，必然是一个清纯少女…… 在这一群“俊男美女”之间，恐怕只有位于南京城外的玄武湖是个例外。若将它比作人类，出现在我们眼前的，应该是一个满脸悲苦的沧桑大叔。 这真不怪它。 纵观玄武湖的历史，可谓是屡遭劫难、动辄得咎。它的湖生，简直就是一部被人类霸凌的历史。 玄武湖在历史上出现的时间很早，它古称“桑泊”，位于楚国的金陵邑。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，将金陵邑改设为秣陵县。这个湖就在县治旁边，于是被顺便改名叫作秣陵湖。 据说秦始皇曾经巡游至此，有一位望气士说这里风水好，有王气。秦始皇一听不乐意了，立刻派人把附近的方山凿开，引水灌入湖泊。金陵的王气被生生泄掉，从此在这里建都的王朝，都难以长久。 这个故事于史无证，应该是后人附会编造出来的。不过人类对玄武湖满满的恶意，从这个传说里可见一斑。 整个汉代，秣陵湖籍籍无名，并没什么显著事迹。到了三国时代，孙权为了避自己祖父孙钟的讳，干脆废掉了“秣陵湖”和“钟山湖”这俩名字，改称其为蒋陵湖——因为湖边有一座陵墓，墓主是汉代驻守在此的秣陵都尉蒋子文。 孙权喜好奢华，为了修一条青溪，把蒋陵湖湖水借走了一半。后来孙权又大修宫苑，计划在宫殿四周挖一圈水路，又想借水。可怜蒋陵湖已快被抽成湿地，实在伺候不动这位大帝。孙权没奈何，只好重新疏通渠道，引江水入湖，把宫苑修在了湖岸前方。 因此蒋陵湖又得名叫“后湖”，意思是在宫苑之后。 此后这座湖泊的名字一直被改来改去，什么玄武湖、昆明湖、饮马塘、练湖、习武湖等等。玄武湖这个名字的来历，据传说是人们曾在湖里发现两条黑龙——其实就是扬子鳄，黑色属北方，北方有神兽曰玄武，玄武湖的方位恰好又是在建康城北方，因此得名。 那个时候的玄武湖，面积是现在的三倍那么大，约有十五平方公里，本用于编练水军。后来南朝帝王们觉得拿这种风景练兵太浪费了，遂在湖心堆出三座岛屿，模仿蓬莱、方丈、瀛洲，号称“三神山”，还在附近修起了上林苑、华林苑和乐游苑，成为王公贵族出游玩乐的绝佳地点，一时兴盛无二。 可惜好景不长，隋文帝南下讨平了陈朝之后，怕前朝余孽死灰复燃，便将建康城的宫苑推平，让农民在上头耕种。建康这个名字，也被改回秣陵。至于玄武湖，它离宫苑太近，也未能避开这场劫难。 它惨到什么程度呢？后来唐代的颜真卿曾经在这里担任过地方官，他在玄武湖原址设立了一个放生池。想想看，一个偌大的湖泊，居然被填成一个放生池的规模，这得有多凄凉。李白曾有诗感叹：“亡国生春草，离宫没古丘。空馀后湖月，波上对江州。”这个“后湖”就是指玄武湖。 终唐一代，玄武湖委屈地蜷缩成一团，默默无闻。一直到三百四十八年之后的南唐时代，后主李煜和六朝一样喜好奢华享受，玄武湖这才被重新疏浚，勉强恢复昔日“名目胜境，掩映如画”的风采。 有一次，一个叫冯谧的宠臣对李后主说：“当年唐玄宗赏赐了贺知章三百里镜湖，传为美谈。我退休的时候，只要这眼前的三十里玄武湖，也就够了。”李后主没吭声，旁边的尚书徐铉讽刺道：“天子对贤士一向慷慨，区区一个小湖送就送了，没什么可惜的，可惜没有贺知章那样的人物值得赏赐啊。” [注释]冯谧喜湖，典出宋人窦萃（别号天和子）所编《善谑集》，原书已佚。元末明初陶宗仪编纂《说郛》时收录八条，包括上述这条冯谧喜湖。 可惜玄武湖的好日子没过多少年，又开始走霉运了。这次它迎头撞上一位千古名臣王安石。 王安石曾在江宁府担任知府，办公地点正在玄武湖旁边。他是个出了名的务实主义者，每天看着湖边胜景，觉得闹心。这风景再好，也不能当饭吃啊，太浪费了。于是王安石给宋神宗上书，建议排空湖水，改为农田。他算了一笔账，将这个湖填平，可以多得200余顷好田。 这种好事，朝廷自然无有不允。就这样，在王安石的主持下，开十字河，立四斗门。可怜的玄武湖再一次被人为放空，化为一望无际的农田，只留下十来个小池塘，仿佛它眼眶中满盈的泪水。 这已经是它第二次被人类干掉了。 王安石对这项政绩很是得意，特意写了一首《书湖阴先生壁》以为纪念：“茅檐长扫净无苔，花木成畦手自栽。一水护田将绿绕，两山排闼送青来。”两山是钟山、覆舟山，这一水，即是玄武湖。昔日那烟波浩渺的大湖，成为“护田绕绿”的条条水渠，多好啊。 王安石的初衷是好的，可惜对城市规划缺乏了解。没了玄武湖，城市的排水功能受到极大限制，一下雨就涝。这个麻烦从宋代一直持续到元代，以至于元廷不得不先后两次重新疏浚。在钟山附近开河道，重新蓄水还湖，才算让玄武湖稍微缓过来一点。 一直等到大明皇帝朱元璋定都应天府之后，他着手对玄武湖——那会儿其官方名字已被定为后湖——做了一次大改造，才使之恢复到最盛时三分之一的格局，够资格重新称湖了。 听到这个消息，一身伤痛的后湖挺高兴，觉得自己总算否极泰来。大明的首都近在咫尺，肯定会在我这儿建个行宫林苑什么的吧？过去的奢华好日子，眼看就要回来啦！ 它没高兴多久，朱元璋突然下了一道离奇的命令：封湖。 随着皇帝一声令下，大批军队冲到后湖水畔，把附近百姓毫不留情地驱赶出去，硬是在京城脚下隔离出了一块戒备森严的禁区。 也许只是临时性的管制措施吧？后湖这样猜想。 它万万没想到，这次封湖持续了不是一年，不是五年，而是将近三百年，几乎与大明的国祚等长。终明一代，后湖从未对外开放过，成为大明最神秘的区域之一。 究竟是什么原因，让大明朝廷如此大动干戈，把这座命运多舛的湖封禁如此之久？是风水考量？是灵异作祟？抑或湖底镇压着什么不得了的怪物？ 以上答案都不对。 想搞清楚大明封禁后湖的原因，就得先牵扯出一个历代帝王都为之殚精竭虑的大题目。 第一章天下透明 让咱们先把玄武湖搁在一旁，视线稍微放远一点，看向公元前206年的咸阳。 在这一年的十月，大秦首都咸阳出了一件小事。 不，我不是说鸿门宴，它是件大事，还没发生。 这件小事与鸿门宴相比，毫不起眼，在史书里只有简单的几句话，阅读时很容易一眼滑过去。但对风起云涌的秦末乱局乃至后世来说，它却有着极深刻的影响。 这一年，刘邦抢在其他诸侯之前杀入关中，兵临咸阳。秦三世子婴手捧玉玺出降，秦帝国彻底土崩瓦解。这群沛县穷汉进入大秦国都之后，立刻被其繁华富庶迷花了眼，纷纷冲进各处府库去抢金帛财宝。就连刘邦自己，也赖在秦宫里不愿意出来。这里多美好啊，有精致滑顺的帷帐，有名贵的萌犬和骏马，有琳琅满目的宝物，还有不计其数的美女。 在这场狂欢中，只有一个人保持着无比的冷静。他叫萧何。 跟那些出身市井的同僚相比，这位前沛县官员有着丰富的行政经验，他知道，对这个新生政权而言什么才是最重要的。 萧何穿过兴奋的人群和堆积如山的财货，来到大秦丞相、御史专属的档案库房。这里门庭冷落，因为里面没有珠宝金玉，只有天下诸郡县的户口版籍、土地图册、律令等文书，没人对这些写满枯燥数字的竹简有兴趣。 萧何下令将这些资料进行清查、分类，然后一一打包好。 没过多久，刘邦去鸿门参加了一次酒宴。回来以后，他一脸晦气地吩咐诸将收拾行李，准备退出关中。紧接着，项羽大摇大摆地闯进咸阳，他趾高气扬地告诉刘邦：“你去汉中当个汉王吧。”然后把三个秦军降将章邯、董翳、司马欣封在秦岭北边，牢牢地镇在汉中与中原之间。 刘邦大怒，汉中又小又穷，道路险峻，再加上这么三道枷锁，明摆着不打算让自己翻身啊！他心想，干脆赌一把，带兵去跟项羽拼一场算了。周勃、灌婴、樊哙几名部下轮番相劝不果，这时萧何站了出来，问他：“去汉中称王，跟死相比哪个惨？”刘邦说：“废话，当然是死更惨。”萧何说：“现在咱们跟项羽打，铁定是百战百败，纯属作死；您何妨学学商汤和周武，先去汉中隐忍一阵再说。” 刘邦看着萧何，觉得他话还没说完。 随即萧何讲出一段详细规划：“臣愿大王王汉中，养其民以致贤人，收用巴、蜀，还定三秦，天下可图也。” 估计刘邦听完这话，肯定下意识地反问了一句：“凭什么？” 你的战略规划听着很棒，但具体怎么落地？凭什么“养其民”，凭什么“收用巴、蜀”，又凭什么定三秦、图天下？ 萧何微微一笑，就凭我从咸阳带出来的那些户籍档案。 可不要小看这些其貌不扬的简牍，它们蕴含的力量，比名将精兵更加可怕。 户籍的雏形，早在商代“唯殷先人，有册有典，殷革夏命”时就已经出现了，春秋时代亦有书社制度。但真正把它建成一个完整体系的，是赳赳老秦。 [注释]唯殷先人，有册有典，殷革夏命：语出《尚书·多士》。西周初，成王年幼，武王的弟弟周公旦摄政，决定在洛邑建立新都，即后来的东都。但殷商遗民不愿随迁，周公便告诫他们，“你们殷人的祖先，是有册书典籍的，记载着成汤革夏命的道理（如今周也革了殷的命）”。由此可知，殷商时期已经有了官方档案册典，惜尚未知其具体形式。我国有据可查的最早文字为甲骨文，《英国所藏甲骨集》说“贞登人乎涿”（在涿这个地方登记人口），可见，在殷商时期，已经有了严密的人口登记制度，登记造册，以实行管理，成为后世统治者效法的榜样。 自商鞅以来，秦国的行政管理一向以绵密细致而著称，特别热衷于大数据。《商君书》里列举了国家兴盛需要掌握的十三类数据：官营粮仓、金库、壮年男子、女子、老人、儿童、官吏、士、纵横家、商人、马匹、牛，以及牲口草料。其中对于百姓数据的搜集，必须倚重户籍的建设与管理。 到了秦始皇时代，郡县制推行于全国。从一郡、一县到一乡、一里乃至每一户，官府都有详尽记录。你家里几口人，年纪多大，什么户籍类别，多高的爵位，何年何地迁来，何年傅籍，养几匹马、几头牛，耕种的地在哪儿、多大，种的什么作物，税要交多少，等等，记录得清清楚楚。 而且相关档案每年还要进行更新，由专门的上计人员送到咸阳留存，以便中央随时掌握地方情况。 这套制度，在秦始皇时期一直保持着高效运转，到了秦二世时期，各地官府出于惯性也一直在执行。萧何在官府里当过主吏掾，对这些东西再熟悉不过。 [注释]主吏掾：秦朝县令的属吏，汉朝改为功曹，主管衙署内所有吏员，有考核、裁汰之大权，故有主吏之称。掾，原为佐助之意，后为副官或官署属员的通称。萧何曾任秦沛县（今徐州沛县）主吏掾，能经常接触各种不同的业绩数据，每种数据干什么用的，各种数据背后是什么情况，他都一清二楚。 当萧何把它们献给刘邦时，一瞬间，整个天下都变得透明。 无论是南海郡的柘浆种植面积、成都的蜀锦产量，还是琅玡郡在秦始皇二十八年（公元前219年）的壮丁总数，翻阅一下，一目了然。想知道整个河东地区的牲畜总数？想看看关中有多少铁匠作坊？翻阅一下，探囊取物。 刘邦手持竹卷，足不出汉中，便可以阅尽天下虚实。 如《里耶秦简》编号k17，一家人的姓名、排行、关系非常清晰。 对于一位志在天下的王者，这实在太重要了。 知道了壮丁数量，可以算出能动员的士兵和民夫；了解了牲畜多寡，可以合理分配运力；查阅了作物产量，便对粮草的征发心中有数；掌握了地形图册，也就明确了对该地区的用兵方略。哪个郡有铁矿，可以冶炼军器；哪个县有草药，可以平伏疫病；哪个乡可以提供兽筋膏脂，多长时间送到哪里，道路状况如何……种种信息，都隐藏在这一片片简牍之中。 要知道，战争的胜负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后勤表现。后勤最重视的并非武勇，而是精准统筹。精准统筹的前提，则是翔实丰富的数据。可以这么说，在战略层面的对局中，拼的不再是韬略，而是资源利用率。谁的数据掌握更精准、谁的物资调配更有效率，谁就是最后的胜利者，即所谓“大势”。 萧何从咸阳运走的简牍档案，正是战略对决中必不可少的。 刘邦偶尔犯浑，但大事上绝不糊涂。他立刻领悟到这些简牍蕴藏的威力，心下大定。《汉书》记载，他听完萧何的劝说后，就回了一个字：“善。”几百年后，刘备听完诸葛亮的《隆中对》，也只回了同样一个字，他的内心，未必不是在效仿高祖。 刘邦不再执着于跟项羽争霸，收拾行李高高兴兴出发了。抵达汉中之后，他拜萧何为丞相，主抓内政，坐镇后方。没过几年，刘邦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，揭开了楚汉相争的序幕。 在漫长的中原争霸期间，项羽就像是一尊浮在空中的无敌战神，每一次挥动武器，都把刘邦伸过来的藤蔓砸得粉碎。可这些藤蔓的根部紧紧吸附于大地，源源不断地从土壤里榨取营养，一次又一次重新生长，伸展，纠缠，韧劲十足。 慢慢地，战神开始疲惫，藤蔓的数量却有增无减。它们被打断了无数次，可总能卷土重来。战神想落在地上喘息片刻，却惊讶地发现早已无立足之地，四面八方都被藤蔓密密麻麻地爬满……接下来的故事，人人皆知。 如果说那些名将是藤蔓的枝，那么萧何就是藤蔓的根。 “镇国家，抚百姓，给馈饷，不绝粮道。”这是刘邦给萧何做的工作总结。这些工作没有冲锋陷阵那么华丽激烈，也没有运筹帷幄那么惊艳烧脑，只是无休止地和数字搏斗的琐碎。它没法保证汉军在战场之上连战连捷，但可以让汉军在战场之外始终不败。 [注释]据《华阳国志》所载，刘邦“自汉中出三秦伐楚”之时，“萧何发蜀汉米万船而给助军粮”。萧何这位同志不仅负责了信息搜集工作，还撸起袖子把收税、后勤的活都给干了，打仗的钱也都是他弄来的。所以最后，刘邦说他是首功之臣。 于是项羽百胜而后一败，刘邦百败而后一胜，江山遂告易手。 刘邦对这一切，看得非常透彻。他称帝之后，论功行赏，把负责后勤工作的萧何排在了首功。 若没有萧何当初从咸阳果断运出的那一大批无人问津的档案，这种奇迹般的运营效率简直无法想象。善战者无赫赫之功，这些不显山不露水的户口版籍，才是真正的第一功臣。司马迁为萧何这个行为做了总结：“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、户口多少、强弱之处、民所疾苦者，以何具得秦图书也。” 当然，这些咸阳老档也并非万能。 秦末战乱时间太长，以致中原凋敝不堪。刘邦在自己下的诏书里承认：“民前或相聚保山泽，不书名数。”这个“名数”，颜师古解释说是“户籍”。“不书名数”，是说老百姓都跑光了，户籍管理体系已然崩溃。 [注释]民前或相聚保山泽，不书名数：语出《汉书·高帝纪》。古之为盗者，多保据山泽，占山为王，汉儒贾山曾言，秦“群盗满山”。汉高祖刘邦十分清楚，之前战乱年代，百姓多离家逃难，聚集在山泽之间，没有户籍，不受管控。据《汉书·严安传》所载，秦朝末年，连年战乱导致人力缺乏，真的是把女人当男人使，把男人当牛马使。死个把男人不要紧，我们还有女人呢！运输队里面都是女的。又据《汉书·食货志》所载，经过战乱，许多大城名都的在籍人口，只有原来的十分之二三。不但普通百姓的生活没有保障，天子的日用也无法满足，出趟门连四匹纯色的马都凑不齐！ 咸阳老档可以提供一些历史数据以为参考，却没办法继续更新数据。 但不更新又不行。 马上得天下，不能马上治天下。维持一个国家，比占领一个国家更难。 新生的汉家王朝想要延续下去，得先搞清楚人口数量，把流民赶回到田地里去，固定税基；有了税赋徭役，政权机器才能运转，实行有效统治。想做到这些，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户籍制度和配套法律是绝对不行的。 这个难题，刘邦自然而然地交给萧何去解决。 汉高祖四年（公元前203年），萧何便迫不及待地动手进行了一次全国人口大普查，“初为算赋”，然后以此为基础，搞出了一套叫作《九章律》的法典。 这个法典是以秦六法为基础，在《盗法》《贼法》《囚法》《捕法》《杂法》《具法》之外，又补充了《户律》《兴律》《厩律》三部法律。这其中的《户律》，正是以法律条文的形式架构出的一套户籍制度。 [注释]《户律》里面规定，每个人都必须自觉上报自己的年龄。如果岁数太小，又没有父母或其他监护人，那么就要当地的官员估个数，替他上报。如果报年龄的时候，虚报达到三岁以上，就要罚钱。制定这条法律，是因为经验丰富的萧何事先就考虑到，有些人会虚报自己的年龄，不愿意被登记为“丁”，以逃避赋税和徭役。后来，曹参继承了萧何的职位，就随便混混日子，天天喝个小酒什么的。人家问曹参你干活怎么这么不积极啊？曹参说萧何制定的规矩太好了，我还要费什么脑子呢？后来这成了一个成语，叫“萧规曹随”。 这套体系展开来说，是个非常大的话题。简单来讲，汉户律“计家为户，计人为口”，以一户作为基本单位。户籍要开列户主以及家庭成员的籍贯、爵位、年龄、性别、相貌肤色、健康状况等。还要对家庭财产进行登记，一户有多少田亩、多少奴婢、多少牲畜，一一写明。 该户的赋役数额和户口级别，皆据此而定。 每年八月，老百姓还要向当地官府主动申报户口变动情况，谓之“案比”。每隔三年，各级官府就要把手中的人口数量、年龄、垦田、税收、官吏数量做一个统计，乡里交县里，县里交郡国，最终汇总成“计簿”，再派专人递交中枢。 中央这边接到“计簿”，由御史先审核一轮，确认数字没问题，再提交给丞相。有了这些数据，朝廷可以保证税收，也可以借此控制民众流转，进一步增强中央集权。 这都是秦法搭建起来的运作框架，由汉律来落地实行。 确定了田地数量，税赋就有了出处；确定了人口数量，徭役就有了来源。这两样掌握住，政权就稳了。用《大学》里的话说：“有德此有人，有人此有土，有土此有财，有财此有用。” 这套体系不光让西汉渡过了初期的难关，逐步走向强盛，还深刻地影响到了后世。 自汉以后，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，每一个朝代都演化出自己独特的户籍管理体系。比如东晋分本土黄籍和侨民白籍；唐分天下户口为九等，三年一团貌；宋代分有常产主户和无常产的客户，又分坊郭（城市）户和乡村户，等等。但万变不离其宗，无论细节如何变迁，其运作的基本逻辑，始终不曾偏离萧何的《户律》精神，总结下来就八个字——收税有据，束民有方。 [注释]东晋的户籍制度：西晋因着八王之乱、永嘉之祸而亡国，琅玡王司马睿在南渡过江的中原士族与江南士族的拥护下称帝，国号仍然为晋，史称东晋。东晋政权偏安江南，中原之地陷入被胡人分裂的混战之中。北方世家大族、百姓纷纷渡江南迁，称为侨人，散居在侨立的郡县中。据《隋书·食货志》所载，本来户籍无黄、白之别，皆是黄籍，但南渡而来的侨人被允许携带其北方原来的籍贯，故产生了白籍。持白籍者可以不向官府纳税服役。侨人越来越多，必然加重江南土著居民的负担，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，造成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，故出现了旨在把侨人变为南方土著人户的土断，努力恢复户籍无黄、白之分的旧状，扩大征税、服役人群。 唐代的户籍制度：据《旧唐书·食货志》所载，唐高祖年间，凡天下户口，量其资产，定为九等，每三年编造一次。编造户籍时，地方官吏必须亲自检阅人丁的形貌，将结果记录在册。因各地常集合五党或三党为一团进行，故称为团貌。团貌要耗费相当可观的人力，所以，在户籍编制正常的情况下，貌阅的重点对象为与赋税制度密切相关的五个年龄段的男子，以及可以免除赋役的三种不同程度的残疾人。 宋代的户籍制度：宋代户籍有主户、客户之分。主户，又称税户，指有田产、税钱或家业钱的民户，根据地域、田产的不同，分为五等，使之在负担差役、杂税等方面有所区别。上户承担重难差役，中下户承担较轻的差役。客户，也称佃客，指没有土地、常居主人之家、为人佣耕的佃农。官府出于征发劳役的需要，将客户也登记在册。坊郭户和乡村户大约始于宋朝初年，其实就是城镇户口和乡村户口。两种人交的税不一样，城镇户口又有钱的，就要交更多税。不管是城镇户口还是乡村户口，都有主户和客户之分。主户是城市里的有房一族，客户则是租人家房子、店面的那些人。 一个政权掌握的户籍数据越详细，天下就越透明，统治也越稳定。 因此我们会看到，历代王朝肇造，皇帝要做的第一件事，永远是统计天下，修造版籍。这事搞不定，啥也干不了。 不过建户籍这事吧，说难不难，说容易也不容易。 户籍档案有一定的继承性。如果你前头赶上一个靠谱政权，规则设计完备，资料保存完整，能省不少事。比如刘邦，有现成的秦法可以参考，又有萧何保留下来的秦档，很快便能进入状态；司马炎运气更好，魏、蜀、吴三国皆袭用汉制，三分归晋之后，三家户档可以直接合并；大唐之前，有隋朝帮它“大索貌阅”，收拾流民和隐藏户口；大宋之前，后周已把基层建设得差不多了，赵匡胤黄袍加身，照单全收便是。 跟这些幸运儿相比，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可就没那么好的运气了。 因为他要面对的，是奇葩前任留下来的一个大烂摊子。 元代是一个非常奇葩的朝代，它的户籍体系叫作“诸色户计”，以繁复而著称。有按职业分的，如军户、民户、匠户、盐户、窑户、儒户、打捕户、乐户、织户、采珠等等；有按贡赋内容分的，如姜户、藤花户、葡萄户；有按照僧、道、也里可温、答失蛮等宗教信仰分的；还有为了服务于贵族而设立的投下户、怯怜口户；再往下细分，还能分成草原兀鲁思封户、五户丝食邑户、投下私属户、投下种田户等等；甚至还会细分到负责侍奉贵族老年生活的养老户，负责供养皇亲国戚的江南钞户，给公主和王妃当嫁妆的从嫁民户，隶属于寺院的永业户；等等。 顺便一说，同一类户籍下面，还按财产数量分为九个级别。 再顺便一提，不同类别的户籍，归属不同的管理机构，没有统一的协调机制。比如探马赤军户归奥鲁官管理，匠户归户部管理，僧道户归宣政院管理，投下户则是不同的宗王贵戚私有之物，江南钞户名义上归户部管，税收却要上交诸王与驸马们。 在没发明电脑的年代，想把如此错综复杂的户籍体系理清楚，就是一百个耶律楚材也没办法！忽必烈在中统元年（1260年）曾经试着抢救了一下，立了十路宣抚司，定户籍科差条例。可这种种错综复杂的关系，让他这次“阅实天下”的目的没有实现，反而弄得更乱了。 跟繁复的户籍体系相对应的，元代的户籍管理也极其简单粗暴。 马可·波罗在游记第二卷里，讲过一段他在杭州的见闻：“每家的父亲或家长必须将全家人的名字，不论男女，都写好贴在门口，马匹的数目也一样要载明。如有人死亡或离开住所，就将他们的名字勾去，如遇添丁，就加在名单上。” 虽然他是以赞赏的口气来描述的，但让秦汉唐宋的户籍官吏看到这个场面，能吐出一口血：这管事的得多懒多糙，才会这么干啊！ 这还是在一线城市杭州，其他地方更不敢想象了。所以元代的户籍管理，其实算得上放养。 如此破烂粗放的一部机器，一直磕磕碰碰地运转了百年。元末战乱一起，它便彻底趴窝崩溃。用史书上的话说就是：“元季丧乱，版籍多亡，田赋无准。” [注释]元季丧乱，版籍多亡，田赋无准：据《明史·食货志》所载，元朝末年时局动荡，多死伤祸乱之事，官方的户籍和田亩账册多有亡佚，赋税征收没有根据。据《明实录》所载，直至洪武十四年十二月的最后一天，朝廷才统计出全国人口的数字。 蒙古人拍拍屁股，跑回北方草原放牧去了。前来接盘的朱元璋，可发了愁。他望着那一堆冒着狼烟的机器残骸，蹲在地上叹了口气：这饭啊，夹生了。 元代户籍实在太乱，大明根本不可能全盘继承；可彻底抛开另起炉灶，难度也极大。废弃不是，继承也不是，朱元璋面对这个复杂局面，只能摸着石头过河，一步一步试探着来。 早在洪武元年（1368年），他在南直隶诸府和江西三府搞过一个叫作“均工夫”的试点制度。规则很简单，按田地数量征赋役：每一顷地，出一个壮丁，农闲至京城服三十天徭役。如果田不够一顷，可以几家合出一丁；如果田多人少，也可以出钱雇佃农去服役。 这是一个无奈的折中做法。因为那时老百姓跑得到处都是，没有户籍来制约。官府干脆不按人头征税，而是把赋税折到田里。你人可以跑掉，但土地总跑不了吧？ 除此之外，朱元璋在洪武元年还发布诏书说：“户口版籍应用典故文字，已令总兵官收拾，其或迷失散在军民之间者，许令官司送纳。”这是在向民间征集散落的元代户籍残本。紧接着，第二年，朱元璋又宣布：“许各以原报抄籍为定，不许妄行变乱。” [注释]户口版籍应用典故文字，已令总兵官收拾，其或迷失散在军民之间者，许令官司送纳：户籍账册还是有根有据为好，朕已下令总兵官注意征收元时户籍残本，或者它们已经失散于军、民之间，如果能找到的话，允许地方官府送交上来。 许各以原报抄籍为定，不许妄行变乱：每个人的户籍必须以原先的户籍为准，不得擅自改变。万历年间，《大明会典》重申，所有军人、农民、驿站工作人员、盐场工人、医生、天文星象观察者、工匠、乐工，都不可以擅自转行。如果偷偷改变户籍记载的职业，想换轻松工作的，抓住你就要打八十杖。 你在元代是什么户籍，现在还是什么户籍，别自己乱改。在新户籍建起来之前，权且用旧户籍管着，先把人拢住了再说。 无论是“均工夫”还是“原报抄籍”，都只能临时救个急。真正想让大明长治久安，还得尽快把新的户籍体系建起来才行。朱元璋手下有一位大臣叫叶伯巨，他把这个道理说得特别直白：“夫有户口而后田野辟，田野辟而后赋税增。” 为此朱元璋辗转反侧，到处开会调研，最后还真让他寻到一个办法。 宁国府有个叫陈灌的知府，在当地搞了一个户帖法，成效斐然。朱元璋深入研究了一下，觉得这个建户籍的法子特别好，又是经过实践检验的，完全可以作为样本在全国推行。他决定拿来先用用看。 时间很快推移到了洪武三年。 洪武三年对大明来说是个特别重要的年份。在这一年，朝廷相继出台了各种政策，重修了官员殿陛礼法，制定了王府官制、五等勋爵，明确了明代科举的框架。一个新生政权，正缓缓走上正轨。 在这一年的十一月二十六日，朱元璋颁布了一道圣旨，郑重宣布户帖制在全国推广上线。 “户帖”这个词不是明代原创的，它最早见于南齐，在南北朝至唐宋的史料里时常可见，是一种催税到户的术语。不过在明代，这个“户帖”的内涵却变得很不一样。 不光内涵不一样，连口气都变了。 朱元璋的这道圣旨，在中国的皇家文件里极有特色。要知道，一般的圣旨正文，在皇帝形成意见之后，都会交给专家润色一番，使之骈四俪六、辞藻雅驯，看起来高端大气上档次。而朱元璋的这份“户帖谕”，却是一篇原汁原味的“口谕”。 圣旨是这么说的： 说与户部官知道，如今天下太平了也，止（只）是户口不明白俚（哩）。教中书省置下天下户口的勘合文簿户帖，你每（们）户部家出榜去，教那有司官将他所管的应有百姓，都教入官附名字，写着他家人口多少，写得真着，与那百姓一个户帖，上用半印勘合，都取勘来了。我这大军如今不出征了，都教去各州县里下着，绕地里去点户比勘合，比着的便是好百姓，比不着的，便拿来做（作）军。比到其间，有司官吏隐瞒了的，将那有司官吏处斩。百姓每（们）自躲避了的，依律要了罪过，拿来做（作）军。钦此。 真不愧是平民出身的皇帝，圣旨写得近乎纯大白话，读起来特别寒碜。 这个文风，其实不是朱元璋首创，乃是脱胎于元代。元代皇帝都是蒙古人，发布命令多用蒙语，会有专门的译员逐字逐句直翻成汉文，再交给文学之士进行文言修饰。有时候事起仓促，省略最后一道程序，便形成一种特别生硬的口语话文牍——硬译公文。比如泰定帝即位的时候，诏书就是这种风格：“（我）从着众人的心，九月初四日，于成吉思皇帝的大斡耳朵里，大位次里坐了也。交众百姓每心安的上头，赦书行有。” 有兴趣的人可以看看《正统临戎录》，里面用硬译体记录了大量蒙古人的对话，特别有趣。 说回正题。 朱元璋为啥要用这么奇怪的白话文？不是因为朝中无人，而是因为他受够了那些文绉绉的套话空话。 有一位刑部主事茹太素给朱元璋上奏疏，前后一万七千字。朱元璋让人念，一直念到六千多字，还没进入正题。朱元璋大怒，把茹太素叫过来痛骂一顿。这位皇帝态度倒真认真，骂完了大臣，晚上叫人接着念，念到一万六千五百字，才听见干货。 茹太素用最后五百字说了五件事，件件见解都很精到。朱元璋感慨说：“今朕厌听繁文而驳问忠臣，是朕之过。有臣如此，可谓之忠矣。呜呼！为臣之不易，至斯而见。” 后来朱元璋为了防止忠臣被误伤，特意把公文要求写在《大明律》里：“陈言事理并要直言简易，每事各开前件，不许虚饰繁文。” 在国家级的政策文件上使用大白话，也算朱元璋身体力行做的一个表率。 回过头来继续看朱元璋这份圣旨，抛开文风不说，它的内容相当务实。里面没任何虚头巴脑的废话，条分缕析，每一句都是干货，把户帖制的核心思想表述得很清楚。 那么，户帖制到底是干什么的？怎么运作？咱们不妨把整个执行流程走上一遍，就明白了。 第一步，当然是皇帝下发一道大白话圣旨到户部，给政策定下基调。 第二步，户部根据文件精神，设计出标准户籍格式尺寸，叫作户帖式。户部规定：“户帖”的用纸长一尺三寸，宽一尺二寸，边缘还缀有一圈花卉装饰。 这个尺寸，可不是随便定的。 早在晋代，朝廷制作户籍时已有规定，要求用一尺三寸札。因为当时没有线装书，而是卷轴装。纸与纸之间左右相连，形成一条长幅，因此宽度不限，只需要规定长度即可。 到了明代，装帧方式已和现代无异，页页相叠，因此需要把长、宽都规定出来。将长度定为“一尺三寸”，也算是一种从古。 看完尺寸，咱们再来看正文格式部分。 正文分成左、中、右三块。在最右边，印制洪武皇帝刚才那段白话圣旨，前面添加一句“户部洪武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钦奉圣旨”字样。一来申明此乃皇命；二来警告百姓要如实申报，否则要充军；三来提醒经手官员，如果他们违法徇私，也要处斩。 中间部分，是户帖主要内容，要写明该户的乡贯、男子丁口、女子口、名岁、与户主关系、户种、事产、住址等信息。 最左边，是留给官员签字之用。朱元璋对这次推行极为重视，要求每一级都要有经手官员的签押，以便追溯责任。所以每一份户帖的签字，都是从户部尚书邓德开始签起，接着是副手左侍郎程进诚——当然，这两位的签押都是提前印制好的，否则他们也甭干别的事了；随着户帖一级级下发，会有侍郎某、郎中某、员外郎某、主事某依次签在后头。 这是中央部门签发部分。在户帖背后沿边还留有空白，以便地方执行官员签下花押：从知县、县丞、司吏、典吏到书手、里保，一个都不能少。 调阅任何一份户帖，都能查到从中枢到执行小吏这一整条文件流转的路线。哪一环节出问题了，抓起责任人来十分方便。 每一份户帖，都要一式两联。首一联叫作籍联，次一联叫作户联。前者交给官府留底，后者给百姓家里留底。在籍、户二联之间的骑缝处，要印有字号以作为堪合之用，还要盖上一个户部骑缝章，每联恰好各留半个印。这样一来，官、民各有一份，最大程度防止伪造。 从一份户帖式上的设计可以看出，大明朝廷着实下了一番苦心。逐级签字，骑缝用印、编号堪合，籍户二联，尽可能堵上可能存在的疏漏。仅此一点，就比前朝不知要高到哪里去了。 第三步，户部把设计好的户帖式下发给官办印坊，依照样本批量印制，然后分发到各地州县，并规定了缴还时间。 第四步，各地州县接到空白户帖之后，必须由正印官员担任提调官——这个提调，是临时差遣头衔，和后来负责教育的行政职务不一样。他的工作是张贴文告，晓谕百姓，让他们早做准备，还要对属下官吏进行培训。 接下来，提调官成立工作小组，亲自坐镇监督，下级官吏带着空白户帖，分赴各地基层去执行落地。 第五步，衙门小吏和当地里正逐家去敲门送帖。百姓大多不识字，需要口头申报，小吏当场填写资料，并由熟悉内情的里正审核、作保。三方确认无误，小吏会撕下其中的籍联部分，带回衙门，与其他籍联汇总；剩下的户联部分，交还百姓自家留底，叫作户帖。 这个制度之所以叫户帖制，就是从户联这儿来的。 第六步，所有填好的籍联，在衙门汇总统计，要算明户口、人口、丁口、田产几项数字的总额，连同原始资料一起递交给上级，自己复制一份留底。这么一层一层磨算，逐级汇总到户部。户部呈递到朱元璋手里的，就是一份全国总户口、总人口、总适龄壮丁以及总耕种田亩数的概算报告。 有了这个东西，天下在朱元璋面前，便不存任何秘密了，透明可见。他可以随时看到一个地区的总数据，如果愿意，也可以深入查到任何一户的情况。 但你们以为这就完了吗？ 老朱对官僚一向不大放心，总怕有人从中舞弊徇私。他对老百姓更不放心，民间隐瞒人口和田地的事太普遍了，如果放任不管，等于白干。 因此他特意设计了一个制约舞弊的手段。 第七步，朱元璋动员了一大批军队系统的文书人员，分散到各地去审核抽查，术语叫作“驳查”。用圣旨里的话说就是：“我这大军如今不出征了，都教去各州县里下着，绕地里去点户比勘合。” 这些大头兵和地方不是一个系统，相互包庇的概率不高。如果军队驳查出户帖数字与实情不符，哪一级出了问题，就要哪一级官员的脑袋。如果查出百姓自己隐瞒，那就发配去充军。 第八步，军队驳查完毕，也提交一份报告给皇帝，和户部报告并读。大功告成。 说了这么多，那么这个户帖到底什么样子？ 让我们拿一份保存至今的户帖实物，看看都填写了什么吧。 从图上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，在最右侧，是朱元璋的大白话圣旨，占了将近一半的纸幅。在圣旨结尾还有一行字：“除钦遵外，今给半印堪合户帖付本户收执者。” 这是在宣读户主的权利和义务，提醒他有权收到一份户籍副本，上面还有一半官印可以验证真伪。 圣旨之后进入正文： 一户，林荣一。 嘉兴府嘉兴县零宿乡二十三都宿字圩民户。 计家五口。 男子二口：成丁一口，本身年三十九岁；不成丁一口，男阿寿，年五岁。 妇女三口：妻章一娘，年四十岁；女阿换，年十二岁；次女阿周，年八岁。 事产：屋，一间一披；田，自巳民田地，六亩三分五毫。 从这些信息可以看出，这是个典型的小自耕农家庭，一家五口，一间房子几亩田地，勉强糊口度日，家庭地址在嘉兴府下辖的某一个乡村里。 再往左边看，是两行字：“右户帖付民户林荣一收执，准此。洪武四年 月 日”。说明这份文件是户联，给户主留底。 在“洪武四年”的左边，有一排残字，只余左半边：“加字壹佰玖拾号”。这个是骑缝字号，另外一半字在籍联上面，已被扯去交官。万一起了纠纷，官府就会调来籍联和户联对比，骑缝字号能对齐，说明是真的。 而在年月日的斜下方，还有负责官员的花押，一共有六个。不过具体是哪些官员的手笔，非得穿越回去才能知道了…… 在左上角，还能看到一个“部”字。另外一个字是“户”，留在了籍联上。具体操作手法是，把第一联卷起来，让“户”字和下一联的“部”字恰好平齐，盖上骑缝大印。如此操作，两联各留一半钤记，功能和字号一样，还兼具认证功能。 这样一来，官府和民众各执一份。不光官府可以用它来管理，民众若碰到家产纠纷，也可以以此为证据，去调官府的原始记录，最大限度地杜绝了伪造、篡改的情况。 这份户帖，可以说设计得相当周详了。 不过细心的朋友可能会觉察到，这个户帖里有两个不太容易发现但事关政策成败的小问题。 大家不妨停在这里，想上五分钟，再继续读下去。 户籍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是什么？是征收赋税。而中国古代的赋税依据除了人丁之外，还要看田地的多寡。 不，这个说法还不够准确。 税赋依据，不只要看田地多寡，还要看田地质量。 河边的田地和山坡上的盐碱地，即使面积相同，土地肥瘠程度肯定不一样，产出大不相同；麦田和桑田，即使面积相同，收税种类也要有区别。如果不加区别，只以面积来收税，小则造成纷扰，大则激起民变。 早在春秋时代，楚国令尹子木整顿田制时，就注意到要考虑田地肥瘠不同，要“量入修赋”。王安石变法时，有一项方田均税法，将土地按肥沃程度分成五等，每等税负各不相同，多占良田者多缴，少占贫田者少缴。 将田地分级，是土地管理实践中的重要一环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税赋公平，减轻贫民负担。 可在刚才那份户帖里我们可以看到，林荣一家里那六亩三分五毫的田地，只是简单地登记成“自巳民田地”。这块土地种的什么作物、肥沃程度如何，户帖里一概没写，甚至连所在位置和形状都没提。 这让朝廷以后怎么收税？ 也许会有人指出：土地资料都是单独编成鱼鳞图册，你在户帖里当然看不到。 鱼鳞图册是一种土地登记簿，里面会将所有者的田、地、山、塘一一标明，绘成图形。一片一片的地图状如鱼鳞，故而得名。它始见于宋代婺州，在元代开始流行于两浙经济发达地区，是国家厘定税赋的重要参考。 但问题是，朝廷开始大规模修造鱼鳞图册，是洪武十四年之后的事。在洪武三年、洪武四年推广户帖的过程中，看不到官方有任何清查田地的意图。 这太奇怪了，元末的状况明明是“版籍多亡，田赋无准”，说明户籍和田籍都散失了。朱元璋既然已经搞了全国人口大普查，为什么不搂草打兔子，顺便把田地也捋一捋呢？干吗拖到洪武十四年之后才做？ 其实，这不是疏漏，反而是大明朝廷的务实稳重之处。 朱元璋想搞土地清查吗？想！他做梦都想。 拜元末弊政所赐，明初的田地管理一摊烂账，基层瞒报土地的情况十分严重。像汤和、李善长这种级别的功臣，都曾因为族人藏匿土地之事受过申斥，可想而知当时的风气。 隐田藏匿得多，税赋就交得少。税赋交得少，新生的大明政权就要出问题。朱元璋当然希望尽快把天下的土地都清查一遍。早在洪武元年，他已动过清查土地的心思，要求户部“核实天下土田”。 但具体到执行层面，从皇帝到户部尚书都在发愁。 太缺人才了。 清点人口比较简单，执行人员懂得加减乘除就够了；清丈田地却是一个高难度的技术活，因为田地不可能全是规整的方形，经常会有圭、邪、箕、圆、宛、弧之类的田地形状，执行人员得精通方田之术，才能精确测量出面积。 何况它还是个情商活。地方上的势力盘根错节，互相包庇，执行人得足够精明，才能从狡黠的地方豪强嘴里挖出隐田来。 国初百废待兴，朱元璋手里暂时还没有那么多人才储备。 洪武初年的大明朝廷缺人缺到什么程度呢？有一次，朝廷决定要整顿浙西的土地，勉强凑了周铸等一百六十四人前往核田，这还是因为浙西是赋税重镇的缘故。至于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，只能“分遣监生并秀才丈勘北方田地”，瞧瞧，连国子学的人都抽调出去了。至于其他地区，中央连使者都派不过去，只能发一纸圣旨，让各个地方自行“择邑从事之贤者”“新具图籍”。 上头的窘境，各地都看在眼里。好，你顾不过来，那我就慢慢拖呗。比如苏州府，洪武元年的核田任务，他们交齐全府鱼鳞图册的时间，是在洪武二十年（1387年）。 即使是派了督查员的浙西地区，朝廷的推行也是困难重重。 浙西乃是膏腴之地，那么多田地，利益关系牵涉极深。当年元廷屡次想在这里清丈土地，结果“缘以为厉民，至有窃弄兵戈子草间者，上下忧之，遂不克竟”，愣是被当地人给搅黄了。后来官府和当地豪强达成一个默契，你好好配合我建土地册籍，准不准另说，我不深究你隐报的土地，各自卖个面子，相安无事。 这么个复杂的地方，朝廷却只派了一百六十四人，撒下去连个水花都瞧不见。 史书上记载周铸他们事情办得还不错，说“父老咸喜其清明果决，竿尺有准，版帐（账）不欺”。还有凑趣文人写了首诗：“天子龙飞定两都，山川草木尽昭苏。三吴履亩难为籍，四海均田喜有图。” [注释]父老咸喜其清明果决，竿尺有准，版帐（账）不欺：语出名士杨维桢《送经理官成教授还京序》。成教授，即前济宁郡教授成彦明，此次与周铸同行，前往浙西核田。当地有名望的老年人都十分喜欢这些督查员，觉得他们办事清明、果断，丈量田地时很有规范，编绘的鱼鳞图册也十分准确，与实际田亩相符。 天子龙飞定两都，山川草木尽昭苏。三吴履亩难为籍，四海均田喜有图：此乃杨维桢采民谣整理成诗，名为《送经理官黄侯还京序》，黄侯，乃黄万里，也在此次前往浙西核田之列。杨维桢为元末明初之人，诗中洋溢着对新朝治土有方、编绘出鱼鳞图册的欣喜之情。大明天子龙飞九五之尊，定下南北两都，山川草木都恢复了生机；三吴本是难以实地考察、丈量之地，田亩难有籍册，如今，经过这次大规模测量，四海之田亩都能有图有据啦！ 至于实际效果嘛，周铸有一个同行者叫成彦明，他留下了一段工作记录：他负责松江一府下的三十八都、二百一十五图。一个人要兼顾这么多地方，其核田清丈的成色，怎么可能靠谱。 可见“竿尺有准”云云，无非是跟当地达成某种默契罢了。你自己报上来，我给你写下来，大家都别深究。 这还是在大明统治的核心地带，至于外围各地，更是鞭长莫及。 事实上，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形势上，洪武初年的朝廷没法彻底清丈全国土地，更别说给土地分级了。对此顾炎武在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里特意强调过：“国初定赋，初但据一时一地之荒熟起科，未尝有所厚薄于其间。” 当然，朱元璋手里还有军队，如果要强行清田，也未尝不能。但一村一县可以镇压，总不能每村每县都要靠暴力解决。天下初定，民心未附，这么硬搞，必然激起大面积变乱。 作为一名出色的政治家，朱元璋表现出了相当大的弹性：既然做不成，就先退一步呗。 退一步，海阔天空。退一步，十年不晚。 所以在洪武三年开始的户帖大登记中，他决定只专心普查人口，不去碰“清田”这根高压线。只让百姓把手里的田地面积写清楚，官府做个账面统计，就得了。 可是不清丈土地，又怎么知道它们的面积和产出呢？就算让百姓自行申报，也得有个参考吧？ 朝廷用了一个巧妙的民间土法来估算。这法子原来在金华地区盛行，以产量来估田亩。割麦子的时候，三捻为一把，每二百四十捻或八十把折为一石。每六十束稻草，则为一担谷。拿这个经验公式推算，肥田每亩收谷四担，瘠田两担，可以从产量粗略推算出土地面积。 这个经验公式适用于江南地区，北方物候不同，算法也有所不同。比如说有一个姓王的秀才在山东诸城推行的叫折亩法：具体做法是设定一个基准单位，叫作税亩，好地一亩顶一税亩，次一点的地，两亩顶一税亩，再次的地，三亩才折一亩。通过这种做法，尽量让税赋公平一点。后来到了明中后期，折亩法被发扬光大，通行全国，不过那就是后话了。 无论是金华的经验公式，还是诸城的折亩法，都是折中之举。朝廷无法核田，又要保证税收正常运作，只好采取这种粗疏的权宜之计。 朱元璋退的这一步，非常重要。 不清丈土地，百姓的抵触情绪会减轻很多。朱元璋抓大放小，先把户帖给推行下去。他甚至还主动下诏，鼓励垦荒，说新开发的土地不予起科。 百姓一听，好啊！旧田地官府现在不追究，新田地还不用征税，那还不多干点？元末抛荒的大量田地，在这个时期被重新垦殖，生产力迅速恢复。 至于户帖，官府说什么咱能填什么，反正是免费的。 老百姓觉得自己占了大便宜，却不知道朱元璋的算计更长远。 他们不明白，户帖的真正功能，是把居民禁锢在原地。只要人锁住了，朝廷想挖出藏匿的田地，还不是一句话的事？他们现在开垦的隐田越多，未来朝廷可以征税的田地就越多。 比如到了洪武十三年（1380年），朱元璋下旨宣布：“陕西、河南、山东、北平等布政司及凤阳、淮安、扬州、庐州等府民间田土许尽力开垦，有司毋得起科。”听起来不错，从洪武十三年开始垦荒的土地可以不用交税。但再仔细一想，不对啊，很多人从洪武四年开始就开垦土地了，洪武四年到洪武十三年期间的新田，可就这么被国家算进赋税了。 缓行一步的好处还不止于此。 经过户帖推广这一场全国大普查的洗礼，朱元璋锻炼出了一大批精通计算又深谙基层内情的官吏。他们具备了清丈土地的能力以及丰富的地方行政经验，技术层面不存在障碍。 朱元璋这一招以退为进，既缓解了基层情绪，又推行了政策，还锻炼了队伍，为以后埋下伏笔，可谓前后勾连，一举数得。这般手段，真是面面俱到。 等到洪武十四年——恰好是户帖推行十周年，国家卷土重来，百姓们惊讶地发现，他们身负户帖之枷，面对虎狼之吏，已经没办法像洪武元年那样再玩小动作了。 真应了那句话，税收可能会迟到，但从不缺席。 咱们再说回那份户帖里的第二个问题。 林荣一的家庭地址，是嘉兴府嘉兴县零宿乡二十三都宿字圩民户。 注意这个“民”字，指的是林荣一全家的户籍类型，是“民户”。在其他几份流传下来的户帖里，我们还能看到“军户”“匠户”等分类。 等一等，匠户、军户那些乱七八糟的，不是元代的职业户制吗？大明洪武二年确实搞过一个“原报抄籍”，但那不过是维稳的权宜之计，怎么洪武四年的新户籍里，还有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