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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的，尽管她老人家还在抹泪。父亲则坐在沙发上，垂着头，闷声不响。而电视里，艾弗森正龙腾虎跃。

    父亲出狱后在家沉默了好久。光那个闷坐在沙发上的经典姿势都持续了两三天。后来他索性躺了下去。奶奶整天唠唠叨叨，时悲时喜时怒时怜。母亲却听之任之。我甚至很少见她和父亲说话，连喊人吃饭都要劳我大驾。那阵正逢中招冲刺，又是实验加试，又是体育加试，文化课还忒多，其劳心强度比起高考也不惶多让。然而不知为何，就这一溜屁的闲暇空隙，我也觉得杵在家里别扭。

    父亲回来的当天我俩唯一的对话是：“林林。”

    “嗯。”

    “你妈都跟我说了，别再跟你妈闹脾气。”

    “好！”但我心里清楚，我对母亲的亲情再也回不到从前了。

    此场景发生在吃晚饭时，具体动作是父亲给我递来一个馒头。而直到第二天一早上厕所猛然撞见父亲时，我才叫了声爸，仿佛这才发现他是我亲爹似的。父亲叼着烟，边往外挪边提裤子。他惊讶地说：“起这么早？！”其时天已蒙蒙亮，母亲也做好了早点。我只恨自己不能边吃饭边蹬车。

    那年春天母亲带高一，每周逢双有两节早读课。娘俩却很少同行，理由是我嫌她骑车慢。午饭倒经常在一块吃，理由是“你营养得跟上”。记得有好长一段时间，对父亲，我们绝口不提。唯一的例外是五月初的一天，小舅妈拎来一袋炸鱼块。正当我大快朵颐之际，她问及父亲的近况。我扒着白饭，头略顿了下。

    母亲叹口气，说还是老样子。“那咋行？”小舅妈有点急，片刻后却又说：“也是，刚出来，总要有个适应过程。”她这话倒没错，只是父亲适应的时间略长了点。大概过了儿童节，他老才出去找活。先是搭雨棚、装塑钢窗，后又跟某个老舅修了几天摩托。建筑队也混过，费力不假，但相对来说工资还凑合。可惜这砖头水泥也就自家建房时摸过，父亲自然与泥瓦匠无缘，只能当小工。下班回家他死人般瘫在沙发上的样子我至今难忘。

    零工终究不是长久之计。父亲后来声称要去哪哪打工，在举家反对的情况下只好不了了之。到九九年十月天空高远之时，村东头的巨大扁平建筑里终于再次响起了猪崽的哼唧。望着那几十头圆滚滚的蠢东西，我竟涌出一种难言的喜悦。

    至于本钱打哪来，我却从没想过。当时母亲的月工资基本都要拿去还债——为此父母还吵过几架。母亲不想拖欠任何人，父亲却觉得“反正都借了，还了就是，也不差那几天”。至于父亲挣的几个散钱，刚够补贴家用——也幸亏我有个铁打的奶奶。直到2000年秋天拆迁安置方案下来时，奶奶才不小心说漏了嘴：父亲揣了口杀猪刀，挨门挨户地讨回了所有已黄和将黄的赌债。对此，母亲自然不知情。

    不可避免地，在拆迁安置上，父亲故技重施。家里本来有两座红砖房，可惜卖出去一座，更为关键的是买主已经搬了进去。而父母和我都是城市户口，怎么安置就成了难题。那年夏天征地时，撇开养猪场，5亩地拢共也才补了几千块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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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父亲不愿“冤情重演”，“万般无奈之下”（奶奶语），只好诉诸杀猪刀了结此事。遗憾的是这次不太走运，奸诈的村干部跑学校向母亲告发。于是当晚家里就炸开了锅。至于锅是如何炸开的，我呆在学校，没能亲眼目睹，自然也不敢妄言。

    只记得一个周六下午，我推车进门时，那口用了将近十年的铁锅就四分五裂地躺在凉亭的石凳上。父母间爆发了一场迄今为止最长的冷战。

    父母是什么时候恢复性生活的，我不清楚。那些贴墙倒立后苦苦等待的神经病之夜，我几乎毫无收获。只记得有次半夜迷迷糊糊地下楼上厕所，走到楼梯拐角时就理所当然地听到了熟悉的声音，我立马醒了大半。很沉闷，却无疑在吱嘎吱嘎响。母亲偶尔哼一声，父亲的喘息粗重而模糊，宛若碾成粉末的饼干。这是在五月份，父亲除了吃喝拉撒就是看碟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老要立志做一个迷影导演。就在通知书下来那个下午，父亲又喝了不少酒，尽管中午他已经跟陆永平喝了一场。我清楚地记得，他柔软得像根面条，一眨眼工夫就顺着椅子滑了下去。

    那晚我们仨在楼顶乘凉。一如以往，十点多时母亲就下去了。半夜醒来，奶奶呼噜如旧，我却渴得要命。磨蹭好半晌，我才摇摇晃晃地下楼喝水。之后如你所料，“父母不要脸，又在肏屄了”。拍击声很响，父亲的声音也很响。他说：“我厉害，还是他厉害！”不是说一次，是重复了无数次，像一个魔咒。在咒语的间隙，母亲轻吟如泣。后来节奏越来越慢，父亲叫了一声骚屄，就喘成了一头老牛。